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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之城,何以常州?

2024/2/20 16:47:30 点击:次

万亿之城,何以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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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之城,何以常州?

常州不声不响跻身万亿俱乐部。

文|砺石商业评论王剑

大名鼎鼎的江苏“十三太保”之中,常州不论是人口(常住人口388万)还是面积(4372平方公里),都处于江苏倒数的尴尬位置。

可谁也没想到,一向被视为“苏南小透明”的常州却在近期惊艳世人:2024年,常州官宣进入“万亿俱乐部”,成为继苏州、南京、无锡、南通之后,江苏省第五座“万亿之城”,同时也是全国第25座GDP万亿城市。

常州不声不响跻身万亿俱乐部,尤其在目前大形势下,十分不易。

那么,常州这些年都做对了什么?

1、千年古城,常州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座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这首脍炙人口的《乡愁》,是中国台湾著名作家余光中于上世纪70年代所作。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让余光中魂牵梦绕的故乡,不是他的出生地南京,也不是他的祖籍福建永春,而是江苏常州,这里是他母亲和妻子的故乡。

因为幼年经常与母亲回常州,故乡留给余光中的是对家的温馨回味,更是对祖国的一份深切思念。

常州,别称龙城,地处江南腹地,其建城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素有“三吴重镇、八邑名都”的美名。

春秋末期(公元前547年),吴王寿梦第四子季札封邑延陵(常州),常州自此有了准确纪年和确切地名的历史。

周敬王六年(公元前514年),季札的侄子吴王阖闾,命大臣吴子胥在延陵南部太湖边(今大城即主城在常州,小城即辅城在今无锡境内)建造了吴国都城(又称阖闾城)。

周敬王十四年、阖闾九年(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作伐楚准备,伍子胥在此(遗址地)垒土筑城驻守,并在南面不远处今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马杭上店一带屯驻重兵,作为攻伐楚国的前进补给基地,后人称此城为“胥城”,一度成为吴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春秋至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常州在这一时期吸收了中原、越、楚文化的精华,民风朴实刚烈,尚武逞勇,逐渐发展出特有的吴越文化。

随后在历史风云中,常州历经汉晋两朝,名字也从“毗陵”改为“晋陵”(兰陵)。

隋朝建立后,因为国家统一需要,废郡治,以州统县,将晋陵、无锡、义兴(宜兴)、江阴4县合并设立“常州”,“常州”之名由此出现于史书中。

此后,常州又曾改称过毗陵、晋陵、长春、尝州,但时间都很短暂,“常州”之名从此沿用至今。

明朝时期,常州府所在的江南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城乡之间商品流通空前活跃,常州也成为江南地区仅次于苏州和松江两府的重要税赋之地。

常州的富庶一直保持到了清代,依然是江南税赋重地。清雍正二年,随着苏、松、常三府分县,新常州府下辖武进、阳湖、无锡、金匮、宜兴、荆溪、江阴、靖江八县,而武进、阳湖为常州的附郭县,常州由此有了“八邑名都”(一府八县)的称号。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撤“府”建市,常州一府八县也被拆分:无锡县与金匮县合并为现无锡市;江阴县为现江阴市(无锡市代管);宜兴县与荆溪县合并为现宜兴市(无锡市代管),靖江县(属泰州市);武进县与阳湖县合并为现武进区,并沿用常州称号。

新中国成立初期,常州市和武进县同隶属于苏南行政区常州专区。

1953年,常州市升为省辖市;1983年,国务院批准江苏省实行市管县体制,常州市辖武进、金坛、溧阳3县,逐渐形成今天的城市格局。

2、常州的早期经济

地处江南的常州,明清时期以传统农商业为主,土布、梳篦称雄,木业、豆行、钱庄、典当、米市等行业旺盛。

到19世纪中后期,常州也同周围城市一样,孕育出近代民族工业的萌芽。1906年,随着位于今天常州市南大街的晋裕布厂开设,常州第一家带有近代工业色彩的工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随后数十年间,各类纺织、印染、机器制造、粮油加工、发电工厂等逐渐在古老的龙城运河两岸拔地而起。这些常州本土民族企业通过学习现代管理制度,使用工业机械,逐步推动常州向现代工商业城市转型。其中,特别要提及的是厚生与震华两家企业。

创立于1913年的厚生机器厂,是常州第一家机器制造企业,也是中国最早生产内燃机的三家企业之一,更是常州第一家上市公司常柴股份的前身。

比厚生机器厂稍晚点成立的震华电机制造厂,不仅开创了中国电机制造先河,还一度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电气公司。时至今日,企业已改名为戚墅堰电厂,是华东电网的骨干之一。

这些近代民族工业不仅开启常州走向现代化的序幕,其浓厚的商业氛围也融入到常州后续的经济发展中。

解放后的常州,产业结构单一,底子薄弱。整个城区只有400余家工厂,多为粮食、纺工、机械工厂,其中超过百人的工厂还不到50家;全市纺织行业7000多台布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还在运转,市区3万名职工有一半失业。

截至1949年年底,常州市区工业总产值只有7203万元,含溧阳、金坛在内的常州地区生产总值还不到2.5亿元,市区财政收入也只有472万元。

好在常州的工业基础雄厚,从“一五”时期开始,工业产值每年增速就达39;到“一五”结束,常州全市主要工业产品均超过历史最高产量。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常州将众多工厂进行合并改造和转产,同时提出了“东学上海,西赶南京”的口号,各行各业大办工业。

短短数年时间,常州人通过“老厂办小厂、小厂升大厂、大厂再办厂、车间变厂”的发展模式,在传统纺织、电力、机械等老产业之外,又新增冶金、建材、皮革、造纸等新工业。先后出现了常州林业机械厂、常州变压器厂、染料厂、常州橡胶厂、常州轻工机械厂等现代化工厂,被形象地称为“母鸡下蛋”、“滚雪球”。

到1965年,常州工业总产值发展到5.9亿元,财政收入1.2亿元。也是从这一时期起,常州工业开始摸索出后来享誉全国的“一条龙”发展模式。即通过在全市范围内,打破企业、行业界限,以产品为中心,围绕重点产品,把生产分散的企业配套组织起来,形成“一条龙”专业化协作模式。

当时,常州除了将纺纱、织布、割绒、印染等有内在联系的11个工厂配套正式组合成全市第一个“一条龙”专业化协作线,还逐渐发展出拖拉机、花布、卡其布、化纤、塑料、半导体收音机、玻璃钢等几条“巨龙”,经济种类十分丰富。

3、“群龙起舞”的常州经济

提到常州的“一条龙”经济,必须提到当地颇具代表性的灯芯绒产业。

灯芯绒是一种以棉为主,手感舒适、保暖、耐磨的面料,可以制作鞋帽、外衣、裤子、坐垫、窗帘,应用领域非常广,也是常州纺织曾经的“拳头货”。

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常州生产的灯芯绒无论质量还是花色都比不过其他城市,被讥笑为“灯芯布”。

常州人痛定思痛,加大研发力度,从六十年代起开始整合全市灯芯绒产业链上的纺、织、割、印染等工艺环节,将其拧成“一条龙”的合作链条。

这种“一条龙”模式生产出的灯芯绒,不仅产品质量、品种有了很大提高,产量也翻了一番。

到七十年代末,常州的灯芯绒品种超过了三百种,花色超过一千种,年产量也从原来的几万米猛增到一千多万米,畅销全世界。

其后,常州又在手扶拖拉机、灯芯绒、卡其、花布、化纤、玻璃钢、半导体、塑料、自行车、照相机等领域实施“一条龙”模式,均取得较好效益,也引起媒体和高层关注。

70年代末,《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农字当头滚雪球》《“桌子”上唱起了大戏》两篇与常州工业相关的调查,并被全国各大媒体转载,引发强烈反响。

这不禁令人好奇,当时全国生产正处于混乱和停滞局面时,为何常州却能一枝独秀?

关键还是常州浓厚的生产氛围没有被政治左右,同时大批常州干部都是基层出身,熟悉生产,也熟悉工厂,往往三句话不离本行,才使得常州的生产没被过多干扰。

甚至,直到动荡时期结束,常州在全国工业大调整形势下,也没像其他城市那样对部分工厂“一刀切”。而是以生产为中心,视工业布局需要,有的撤,有的并,有的继续发展,从而为常州后续经济发展保留了“火种”。

这点很不容易,到改革开放时期,常州全市36个大中型骨干企业,有27个都是当时保留下来的,灯芯绒、柴油机、手扶拖拉机等曾经的“明星产品”依然发挥着重要经济作用。

到1976年,常州市的工业总产值达23亿元,财政收入4.3亿元,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比重达到61.1的历史高点。全市的工业结构也从过去纺织业一家独大,逐渐变成轻重工业对半开的布局,轻工产品也享誉全国。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初期的常州企业,先后获得三十多项国家质量金奖,产量、出口量在全国名列第一。金狮自行车、红梅照相机、星球收录机、幸福牌彩电、月夜灯芯绒、常州柴油机、手扶拖拉机等一大批产品更是远销海外。

工业产值不断翻新的常州,再次引起中央的关注。

1981年4月,老一代实业家胡厥文,走访了常州东方红印染厂、人民服装厂、国棉二厂和拖拉机厂等单位,随后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常州市工业发展情况的报告》,盛赞常州经济发展模式。

“南海”即今天广东佛山的南海区,曾作为“一市一村”典型,来考察其生产发展速度和总产值,常州则作为改革开放后的重点工业城市进行考察。

4、改革中的明星之城

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终被两个问题困扰:一个是计划经济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另一个是公有制的计划和市场问题。

所有问题的核心都涉及价格体制,也就是如何让市场价格摆脱计划经济束缚?

常州获批“试点改革城市”,也不知该怎么办,便从家家户户都经常碰到的“老虎灶”(一种集中打开水的茶水铺)和煤油灯罩试水。

当时,老百姓用的煤油灯罩是计划供应产品,国家统一定价,6分钱一个。因为价格太低,厂家没有生产积极性,市场灯罩短缺,甚至要走后门才能买到;而供应开水的老虎灶,一壶1分钱,也是由国家、集体经营,往往因经营、选址不善,老百姓打壶水要跑几条街。可个体想要经营,也不会获批。

于是,常州率先放开了灯罩价格,老虎灶由国营改为集体、个体经营,令这两个城市难题迎刃而解。

小小的灯罩和不起眼的老虎灶实现了常州作为改革试点的价值,由此,国家开始两批放开了多种小商品价格,试点逐步增多,社会供应也越来越丰富。

常州经济体制的开发脚步也得以迈得更快,1985年常州的工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地区生产总值逼近50亿元,不仅丝绸、自行车、装载机、机床等重点产品大幅增长,电子、机械、化工等也发展成为新的支柱产业,引来无数地市前来考察参观。

发展至1991年,常州工业总产值翻倍至220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翻倍至102亿元,成为苏南地区举足轻重的“工业明星城市”。

与此同时,伴随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常州诸多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却纷纷因为经营不善,陷入困境,不得不开始战略性重组。

随后十余年的改制之路中,许多常州人熟悉的老企业、老品牌或消失,或重生。其中既有令老常州人自豪的“金狮”自行车,也有当年排队都买不到的“星球收录机”。

改制的阵痛中,常州的经济转型也有了收获。全市通过结构调整,不仅盘活了存量资金,也实现了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使得西电常变、东风农机、绝缘材料总厂、常宝钢管、四药制药等传统企业成长为装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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