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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期中国法学青年论坛第三单元实录

2024/5/24 12:20:45 点击:次

来源时间为:2024-05-24

各位下午好,第三单元特定领域社会管理的法治化现在开始。我们这个单元荣幸的邀请到四位报告人,四位评论人发言,下面先请出第一个问题,新时期西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选择的法理学思考。这个问题的报告人是胡兴东副教授、法学博士,他是曲靖师范学院的副教授,评论人是苏亦工教授。

1.新时期西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选择的法理学思考

报告人:胡兴东(曲靖师范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十分感谢组委会给我这次机会,能让我有机会向大家报告我的研究结果。我报告的题目是《新时期西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选择的法理学思考》,报告的内容有三个部分。

我国社会治理已经进入了高风险、多新信息的时代,如何选择治理路径对法制和法治建设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民族地区,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构成了此问题的一个方面。

一、新时期国家对西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目标新定位

社会治理中重要的是确定社会治理目标,有目标就会有相应的治理路径。1949年后国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目标是变化的。具体看:1949年至1957年之间主要是让少数民族地区对新政权的认同、实现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安定、国防安全政治目标;1958年后,随着民主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加快,国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出现了一体化,改造成与内地一样的社会结构成为当时的政治目标,最为典型的就是人民公社、政治运动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推行,让社会群体的生活政治化、单一化。20世纪80年代后虽然国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社会治理上有改革,然而目标上仍然有很强的沿袭性。

一)国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目标的改变

20世纪90年后在市场经济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实现了民间生产主体的“自治”,个体及家庭成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现在国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已经转向了社会秩序的获得与国家安全的保证,对西南少数民族内部生活的干预变得越来越弱。这种转变不是国家治理上的退步与失败,是社会治理走向正常化的表现。国家要对乡村社会进行强有力的控制,仅依靠政治目标的输入是不够的,必须进行大量行政上的直接控制。国家要获得这方面的成功就必须付出大政府的代价,否则政治目标的输入是不会产生作用的,特别是在生产、生活以“自治”、“自负”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下,乡村民众完全成为传统的自治单元时,他们不可能对输入的政治目标产生太多积极的反映,他们感兴趣的是个人的生存和发展。1993年后乡村社会治理的困境:国家要在政治上控制住乡村社会,但有不愿意承担相应的乡村社会的公共事务。

二)重新定位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功能

20世纪90年代后基层社会组织功能已经从过去政治性功能转化成一种管理性功能。国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治理上不再是简单的政治目标的实现,而是实现经济上的有效发展和秩序的有效提供。在市场经济导向下半自治社会要求国家设置的基层社会制度与西南各少数民族传统制度相比能够提供一种更为有效的功能,这是国家制度在当地取得成功的基本前提。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现象表现优为明显,因为国家把过去提供的各种福利性功能从制度功能中退出,而仅留下控制性功能,或一些政治性功能的制度,导致西南少数民族在国家制度下不能进行有效的整合,于是只好寻找过去的制度来补充不足。制度的替代虽然有文化、心理、传统上的因素,但制度功能的缺失是最重要的因素。

二、新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社会治理的选择

新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可以从下六个方面进行改进:

一)增加和承认民间社会的自治性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民族、宗教、地域性和文化性的差异,国家在治理上应注意到政治目标的获得和地方自治的平衡。民间社会由于自身的特点,采用多元的、相对自治的结构并不会导致国家政治地位的削弱。从基层组织结构上看,若国家介入太弱往往会产生乡村权贵成为民间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进而导致国家社会秩序的无法获得。若国家介入太强,则又会导致地方基层社会变成国家权力机关的滥用对象。所以建立一种半治自治的、民主的基层社会组织是十分必要的。这里的“半自治”是指在民间社会组织的运作中国家一般不采用直接的政治干预,而是更多的通过软性的力量来施加影响,进而获得国家的目标,比如通过对公共事务、公共福利的承担来达到民间组织的行为改变和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等。在新时期下,国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应关注以下问题:首先是政治安全,这必须由国家来完成,不可能由民间来完成。其次,国家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应转向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而不是通过简单政治目标的输入。总之,承认民间社会的半自治性,让民间社会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国家从强力控制转向一些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让民间社会在发展中有一个可依赖的公权力组织,而不是成为民间社会发展中最大问题。

二)改变关注点,减少少数民族群众的剥夺感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绝对指标上得到了提高。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在生活上都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通电、通路,电视、电话及手机等通信工具十分普及,给人们了解外界有了新的途径。剥夺感是近年全国、同样也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各类社会纠纷产生的重要因原,特别是那些形成对抗政府、减弱对政府的认同等消极纠纷的形成的基本原因。人类有一个重要特点是: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需要的是一种平等对待的体验。我们在调查问卷中对少数民族群体对现在社会的参与度进行了调查,外出打工是西南少数民族一般民众进入现代社会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途径。结论是西南少数民族民众参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机会是很低的,也导致他们中国社会发展的好处机会很低,甚至他们只能体会到工业品不停上升带来的压力,而不是社会发展带来自己生活的改变。这些构成一种很深的“剥夺感”。

三)减轻各民族群体社会利益博奕中的“弱势感”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提高公开、公正的社会交流、博奕机制,减少社会利益博奕中不同群体“弱势感”的形成是当前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工作。当前,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很多民族群体存在一种利益博奕中的“弱势感”。弱势感是指西南少数民族群体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在社会政治、经济利益的配置中形成的一种心理上的体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民族上的多样性,人数上绝对数量上的少数性,很多民族整体上存在一种“弱势感”,当某个涉及不同民族群体的社会纠纷不能有效解决时,很易从简单纠纷双方转化成一种群体社会政治利益的表达形式,导致大规模的社会纠纷出现,进而影响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安定。这种体验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纠纷的形式、产生和解决都具有重要影响。

四)改变传统“土司”治理模式,强化与基层民众的对话

认真分析1949年后的民族政策,总体上还是沿袭了传统的“土司”治理模式。这种统治模式只适用于信息不发达,对外交流很少的年代。然而,现在中国的现实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很多少数民族地区民众已经与外界大量交流,出外打工的少数民族青年已经十分普遍,加上电视、手机、网络等信息传播手段的普及,带来少数民族民众对传统权威认同的减弱,他们渴望的是一种更多平等的社会对待,而我们的民族政策却让权力垄断在少数人的手中,特别大量的经济利益进入了少数人手中。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社会纠纷若转变成重大公共事件时,大量参与者的动因上是很值得研究的,它和表象是有相当的差距的。笔者认为现在政府要减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纠纷的最好办法是与时俱进,增加对基层少数民族群众的了解,把治理的方式从依赖“少数人”转向与少数民族民众对话。现在社会结构中出现了少数民族中精英的政治失落者与本民族一般民众中的无助者相结合趋势,只要出现一些有政治目的的人的煽动,社会纠纷就会更加频繁出现,表现更为激烈。

五)国家正式的资助与NGO的有效结合

国家现在每年在民族地区都投入大量的扶贫资金、发展资金和农业产生的补贴、产业发展补足等。然而由于官僚体系过于庞大和官僚体系的天生惰性,让这种资金使用的效率很低。由于层层官僚体系及基层村组人员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分配,很多时候这种资金不是带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更好的发展,而是增加了当地少数民族对政府的不满。钱的分配原理是没有不会导致人们的愤怒,不公正的分配则是让人们出现愤怒的来源。要减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纠纷,笔者认为国家应改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帮扶模式,减少政府直接帮扶数量,增加各种形式的NGO组织,让他们在民族地区根据自己的目标进行相应活动,其中国家可以通过鼓励发展,形成一些国内的NGO,政府通过他们来实现自己的某些目标。国家从大量的扶贫中走出来,能够减少因这些问题带来的不公正,进而提高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的认同、政府威性信赖。同时,政府处在中立的地位可以对NGO活动中出现的违法活动进行有效的裁决,从而增加自己的公正性,增进对政府的认同感。

六)重新定位社会治理中纠纷解决的功能与目标

中国现在社会治理上最急需转变的应是观念。近几年中国社会治理中对社会纠纷的解决上,整体上沿袭了传统中国古代的理念,认为政府治理社会纠纷的目的是消灭社会纠纷,实现无纠纷的社会。这种“大同世界”,或“天堂式”社会的治理目标让我们把理想的社会状态设定为没有纠纷的社会。然而,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社会治理理念,把社会的治理定位在有效的提供社会纠纷解决,让社会主体在“自治”下表达利益而不至于导致社会秩序的解体。这样的改变,放在社会纠纷的解决上就是要把社会纠纷治理的目的确定在有效的、及时的恢复社会关系,承认法律适用与社会治理的目的是让社会有效的运行,产生纠纷及解决纠纷是政府治理社会的一个日常工作,是政府职能之一。

三、结论

在社会发展中,社会组织、社会控制和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体化与社会秩序的获得并不构成同步,甚至会出现相反的现象,因为会出现社会组织与控制的成功导致社会秩序失败的现象。相反,社会秩序也会在一种病态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控制中获得。从社会治理上看,一个政府对社会治理上的成功是给治下的民众提供一种有效的外在公共产品,即个体无法获得一些公共秩序和社会制度安排的产品。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涂尔干所说的有机整合时期,社会治理上应提供的是一种有效的社会秩序恢复机制,而不是简单的压制和消除社会纠纷产生的治理机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治理上选择一种半自治下的、以恢复破坏了的社会秩序为目标的基层社会组织功能的转变,对提高社会治理的效果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当社会发展到物质生存问题基本解决后,提高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心理上公平性对社会治理效果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治理中减少和消除“被剥夺感”、“弱势感”和“抛弃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通过一些非政府组织来补政府行政中存在的不足,将让社会多样性得到保证的同时能让社会的各类群体具有更大的自主性。

以上是我的报告,存在很多不足,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评论人:苏亦工(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谢主席,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聆听胡兴东博士的精彩发言,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些看法。

胡兴东博士,在座的可能不是特别熟悉,他是我们近年来涌现出来的一个非常出色的青年法学家。他原来是在云南大学作老师,新近刚调到曲靖师范学院,他本人就是云南人,同时他也是学民族法出身的。因为我跟他个人有很多的交往,有一年我到昆明去,还专程去拜访他,他也带我饱览了昆明附近的好山好水,我们之间沟通比较多,所以介绍一点他的背景。他个人由于上面说到的这个背景,对民族法有很深入的研究,他提交的论文也好,做的讲演也好,正是结合他生活的领域,学习的领域来进行的研究。所以,有很深的切身感受和生活的基础。

我觉得他的文章问题意识非常突出,他讲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首先提出治理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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