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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期中国法学青年论坛第三单元实录

日期:2024/5/24 12:20:45 浏览:

标问题,他讲到这个治理的目标从1949年以后我们国家发生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就是1978年以前,还是个过渡时期,我的解读,在这个过渡时期,新政权的治理还没有完全深入到这些民族地区。1958年以后,一直到80年代,是处于一种高度控制,国家把自己的政治理念灌输过去的阶段。到了90年代以后,他讲了一个词叫“国家和社会并存”,国家的控制逐渐削弱,社会的自治开始有所恢复。在这个阶段,民族的意识,宗教的意识,民主的意识也开始有所恢复,这三个不同时期,国家的治理目标是有所不同的。尤其他把重点落在第三个阶段,即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治理的目标发生变化,政策措施也发生了变化,西南民族地区呈现出一些问题,怎么应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怎么应对这些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这些方面是不是有问题,我觉得是有问题。大家都知道,西南地区是一个文化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的地区,尤其是最近这些年来,包括西藏在内的藏传佛教地区频频出现一些不太安定的问题。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定位太低了还是定位太高了,大家可以想想。我们按他的报告也好,他的论文也好,都讲到这个问题,说得不是特别具体,但是我们在座的都知道背景。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一些重大的问题?我们目标的确立还是不太妥当的。什么地方不太妥当,我个人的感受,目标仅仅是在维持,维持一个疆域政权的稳定是不足以治理这样一个复杂的地区的。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的方法也很好。一个是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那种负面感受。生活在逐渐变化,逐渐往好里转变,这个他也讲到了,但是为什么反而问题却加多了呢?是不是我们过去那种强力的控制是对的呢?也不见得。重要的是感受。他讲了一种被剥夺感,一种弱势的感觉。我个人最近几年也曾经到过西南民族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四川我还曾经组织过一次调查,确实有那样的感受,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感受的问题。这些民族地区的感受,民族地区不光是少数民族群众,汉人也有负面的感受,觉得很边缘化,很多地区的民众都有被剥夺了的感觉,怎么来改善他们的感受,这是很重要的,如何能抓住和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他提出要增强自治,为什么增强自治?跟感受有关系。增强自治,会有一种主人的感觉,增强自治,同时也能够发挥地方上固有的民族法制资源的作用,这个思路非常可取。他的讲演给我很多的启发,也确实点中了现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很多问题。

这个文章是不是还有一些改进的空间呢?改进的空间还是存在的,我跟胡兴东博士个人交流比较多,我多说一点儿也不妨,是不是可以从这几个角度考虑一下:

一个是这个文章和讲演针对性不够鲜明,他的主题是西南民族地区,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却不仅仅是西南民族地区存在的问题,西北民族地区,华北的内蒙古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方面针对性不够鲜明,让人们怎么能一看就知道说的是西南民族地区的问题呢?这个方面如果有可能的话,是不是可以再突出一下针对性。

第二,他的论文过多地套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包括NGO这样的词汇,其实中国也有,西方的调解解决纠纷措施,中国都有,是不是要用这样的词汇还可以斟酌。而且西方的理论框架,我个人45岁以前也喜欢用,觉得这样用显得自己很有学问。后来发现也未必,西方的理论往往是这样,看着很美,听起来很动听,实际上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的时候,往往似是而非。我看这些个理论框架,无论是西方的还是前苏联的都存在很多问题,不一定要套用。

再有一个是关于无讼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思考,你的理解跟孔子说的还是有一定的偏差的,孔子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说听到别人发生了纠纷的时候,我和一般人差不多,都是希望最终能够解决纠纷,消除纠纷,并不是不承认社会上存在着纠纷,也不是不让人打官司。但是很多人都误解了这段话。特别是官府,采取了很多息讼措施,好像是刻意要禁止人们打官司。所以,很多新官一上任都要发禁讼的告示,打击讼棍。於是就给人们留下了一种感觉好像传统上说的“无讼”是否认社会上存在着纠纷,禁止人们打官司,这里面很多是对儒家思想的误解。时间关系不多说了,总之胡兴东博士的论文大局很好,细节上还有提高的余地,我就说这些。谢谢各位。

2.国家标准落后问题的法学视角剖析

报告人:胡俊宏(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大家好。

首先,我十分感谢组委会给我这次机会,让我有机会能借此汇报我关于《国家标准落后问题》一些粗浅的想法和认识,汇报主要由以下四方面内容组成。

先简单介绍一下我国国标准落后的现状,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此议题进行研究及汇报。近期因自动扶梯安全故障造成的伤亡事故及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件件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事件,都反应出了因我国国家标准落后的状况,导致这些直接影响民众生活和健康事件的频发。因此,重审这些安全事故,认识到事故的发生除了其个体的原因,在此背后存在着共同的根源,即是本文所介绍的,我国国家标准在面对现代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和高科技技术带来的革新时代,已不能够完全适应这一社会状况,缺乏主体性和科学性的监管,是导致这些给我们带来无限伤痛和叹息事故发生的根本性原因。

汇报的主体性内容,第一方面介绍我国现行的标准体系及其相关的法律规制。我国目前的标准体系由1988年颁布的《标准化法》确立,《标准化法》及其《实施条例》成为我国标准化活动遵循的主要法律规范。现行标准体系依照法律规定,主要由《标准化法》按照标准的适用范围将标准体系划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四个等级。国家标准是为统一全国范围内的技术要求而制定的;对没有国家标准而又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制定行业标准。在公布国家标准之后,该项行业标准即行废止。对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而又需要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统一的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制定地方标准。在公布国家标准或者行政标准之后,该项地方标准即行废止。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进一步划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对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凡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生产、销售、进口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的,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法律、行政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能够看出,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所指定的技术标准法律规制,富含了较强的的政府主导性、强制执行效力却缺乏相应的程序保障,而这一体系在既没有经过深刻的合理性及合法性思考,也未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改造的情况下却一直延用至今,使得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大量的制度和产品都因缺乏有效监管和调控自由运行和生产,造成了对社会主体——广大民众健康和利益的损害。

汇报的第二方面谈一下国家标准在法学层面的思考。自上世纪末技术革命中,所诞生的国家级(如英国的BritishStandardsInstitution)、区域性(如欧洲的Comite’Europe’endeNormalisation)和国际性(如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forStandardization))的标准化机构,它们无一例外,在技术标准的起草和制定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和并成为有效的监管主体。产品生产、服务供应流程中标准的统一,有利于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鼓励竞争,提高社会群体的安全保护水平,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为市场上的全体经营者提供确定的参照,并最终增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消费者的信任。

那么,技术标准的概念是什么呢,它应满足两类质量要求:一类是满足产品首要和必备的质量需求,在立法文件中给予规定或指引参照,成为“技术法规”的一部分;另一类标准则是满足产品次要和选择性的质量需求,是非强制性的。在技术领域,第一类标准涉及产品的强制质量,第二类标准影响产品的竞争质量。技术标准是质量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与质量体系中的其他因素:认证、认可和市场监督,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因此需要所有要素的良性互动才能实现市场规制的优化。我国的《标准化法》中规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在法律层面具有确保产品安全的重要功能。在我国的标准体系中,强制性国家标准是技术法规的组成部分,体现在司法实践界中,国家标准成为法官据以认定产品缺陷、评估产品安全、进而归咎或免除生产者责任的技术依据,因此,国家标准在法律层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三方面,我想简单分析一下造成我国国家标准落后现状的原因。欧洲学者认为产品质量是一个内涵相当广泛但在法律层面没有绝对意义的概念,学术界倾向于将其定义为用来表示产品功能、用途和品质的全部产品属性和特征,并将其进一步划分为强制质量和竞争质量。强制质量意味着产品本身的安全,也就是产品不存在缺陷和不合理的危险;竞争质量又包括产品的必备质量和承诺质量。所谓必备质量是指产品具备其特定的使用功能因而适于销售的属性和特征;承诺质量则为根据明示或默示的合同规定产品应当具备的属性和特征。与必备质量不同,承诺质量只有被合同所采纳才对销售者有约束力。

回到我国的国家标准状况,第一,我国现行法律中缺乏对于安全产品的界定。第二,在产品质量的监管中,我国把强制性标准直接当作技术法规。技术法规是包含技术内容的法律,法律具有稳定性的特征,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更改。而技术标准要反映科技发展水平,要不断地进行更新,只要标准化机构批准发布即可。技术法规的缺失使得强制性标准作为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中评估产品安全的技术依据,成为旨在确保公民生命健康安全的相关法律的组成部分;而强制性标准的起草部门——专业技术委员会,只能代表部分特定人群(通常是企业界)的利益。企业及其行业协会把持着技术标准的起草和制定权,由于缺少技术法规的原则性规定和制约,加之标准制定、批准和审查程序的不健全,极有可能导致发布的强制性标准的技术水平无法真正确保产品的安全。

因此,完善我国的国家标准,要保持适当的技术水平即需要特定的标准制定、修订和保障程序。发达国家标准化机构的标准制定程序可以大致概括为四个阶段:启动研究阶段、标准化文件起草阶段、公众质询阶段和审查公布阶段。与之相比,我国国家标准制定程序中的公众质询环节规定粗陋。

并在确立技术标准定期修订的程序以外,还应设立不定期的标准技术水平保障程序。与修订程序不同,保障程序的启动以现有的技术标准不能确保产品安全为前提。这就要求法律对启动保障程序的条件做出详细具体的规定,并建立相关的产品事故检测、统计和分析系统。再有,针对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国家标准由国际或欧洲标准转化而来的现状,应在标准转化程序中增加标准中国市场适应性的调研阶段,以确保技术标准能够适应中国市场的特殊需求。

最后一方面,我简单提出了对于国家标准落后状况的解决方案,即是重建法律与技术之间的正确关系。尽管说当今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内,行为规范不可避免地由技术人员来确定,但其始终应在法律的调整下进行。立法机构即便无法深入到施加给市场的具体的技术解决方案的细节,但其应该通过提出原则、准则、限制、优惠和处罚等方式来指引和规范市场。

以上是我的汇报,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谢谢!

评论人:周汉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非常有幸参加论坛,而且很荣幸能够来点评胡俊宏博士的文章和她刚才的发言。我先声明一下,我对标准知道的非常少,只能从自己研究和体会的角度来对胡博士的文章进行点评。和苏亦工教授和另外一名胡博士那么熟悉不同,没点评之前我一直没见过胡博士,看名字我还以为是一个男孩,现在有一个规律,女孩全叫男孩的名字,我们研究生学生好像挺多也这样,经常区分不出来。

读了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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