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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期中国法学青年论坛第三单元实录

日期:2024/5/24 12:20:45 浏览:

博士的文章,也听了胡博士的讲演,我觉得她的研究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从三个方面来说现实意义很强。第一,这个选题有很强的现实性或者很强的现实感。标准问题我也不太懂,但一直关注,法学界对标准似乎不太关注。据我所知,浙大的宋华琳博士毕业的时候写的毕业论文是讲标准,另外还没有太看到专门研究标准的法学方面的更多的研究。胡博士选的题从法学家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和现在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很好的切入点,因为我们看不光是现在大家讨论PM2.5的问题,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和标准相关。我刚才随便列举了一下,黑心棉、皮革奶、苏丹红、孔雀绿、地沟油,也包括标准的打架,以致于食品安全法特意规定把这个标准最后都统一到卫生部去,也包括企业之间用标准来竞争,标准之争被认为是最高端的竞争,从低价倾销到技术上的竞争,到最后最高层次的竞争是标准之争,就像苹果要一统天下用的就是自己的标准。

国际上标准也是一个争执不休的问题,现在我们用的电脑Wifi可以上网,中国曾经想自己搞一个wapi,结果在国际上无限期推迟,不能实施,受到国际上很大的压力,中国移动正在推的TDSCDMA,中国自己独立的标准,区别于WCDMA和中国电信的CDMA2000,这是第三套标准,被认为是可以带动中国民族产业最新的一个大的希望,中国移动现在的推销手段也很强。随便列举一下这些全是标准问题。所以,标准的问题确实和法学,确实和社会的发展是一刻也离不开的。法律的规范也是一个行为规范,它和标准有很强的共通性,这是胡博士选题的一个时代的意义。

第二,她这个文章我自己读起来很有收获的地方就是它的视野非常开阔,胡博士在意大利拿的法学博士,她的视野就和我们这些土鳖不一样,她属于海归。她的文章里在历史和现实,中国和外国,实体和程序,技术与规范,理论与个案,在这当中游走,视野非常开阔,而且运用的很自如。而且我从文章的引注中也注意到,估计她是用意大利文也发表过文章,所以,这是很让人羡慕嫉妒啊。

第三,她有独立观点,比较系统的提出了重建技术与法律关系的大的思路,很能引起思考。另外对标准中缺乏安全标准的分析也是很深刻一个分析。

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胡博士的这篇文章比较成功的地方。

当然,标准问题是一个新问题,尤其对法学界来说更新,可以探讨的地方也很多。有四个问题可能值得我们探讨,也是从他的文章里提出来的,供胡博士参考。

第一,技术标准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技术标准的基础难道就是技术吗?如果说就是技术的话,那就简单了,找几个科学家,那1加1就是2,没有什么可讨论的。还是说技术标准是一个考虑整个社会发展状况的政策选择的过程?如果是一个考虑社会发展状况的技术选择过程,那你很难说标准是高还是低。如果技术标准的基础是技术,你可以比较高和低,拿尺子一量;如果他是一个考虑社会发展状况的政策选择过程,那就只能是合适还是不合适。所以,前者是一个很简单的技术运用的问题,后者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确立过程。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得要追问,如果是后者,我们究竟是法规缺位,还是标准的缺乏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的综合挑战。我们昨天吃不饱,今天突然到了要吃好的阶段。昨天根本不知道什么叫PM10,今天说也得考虑PM2.5了。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追问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两种情况完全不一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和这个相联系的就是标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或者标准究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结合我刚才已经说的,我们今年年初,专门在北京与来自英国和荷兰的专家开过食品安全和政府监管的会,会上我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标准是有成本的,对一个富国和对一个穷国来说,对于一个钱多的和对一个钱少的人来说,你享受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个钱多的人会到高级商场买高标准的产品,钱少的人可能就去路边摊位买。英国专家说,英国也是如此,英国的很多法规是不适用中小企业的,但是大企业必须适用,是多元标准。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说,这个答案很可悲,也很让人愤怒,但是这就是现实,标准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因为标准的基础不仅仅是技术。

我们接着要追问的问题是,标准的底线是什么?因为法律是最低公约数,什么东西标准是不能突破的呢?多元的标准难道可以把人当奴隶一样对待?多元的标准总不能让我们吃了就上吐下泻,多元的能做到这样吗?我们吃了奶粉都变成大头娃娃,你不能用多元为这个做解释。所以,需要追问,多元标准的底线到底在什么地方?

与这个相关的问题是,技术标准和人权标准的划分在什么地方,以及技术标准本身是不是还要再进行细分分类,有些技术标准可能是我们所说的像基本人权一样,安全标准,它是最基础的,是普世的,也是不能突破的。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很重要,因为中国的企业现在愿意做外单,不愿意做内单,这是现实的发展模式决定的,外单好挣钱。但是,不管怎样,内单不能突破底线。

第三、标准是不是越高越好?从前面的分析其实已经可以得到答案,标准当然不是越高越好。而且还要追问一个问题,是不是高标准就一定能带来好的结果?我记得2004年阜阳奶粉事件之前那时候蛋白质含量的要求是相对较低的,导致后来的大头娃娃事件,之后我们提高了对蛋白质含量的标准要求,并且根据检测氮的含量来检测奶粉蛋白质含量,结果导致不法之徒为满足要求往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以提高氮元素的含量。这个过程正好说明,单纯追求高标准,可能会事与愿违,引发连锁负面效应。因此,我们法律人不能简单的按照数字的高低说标准是好还是坏。这个现象在很多领域都是如此,法律人经常认为标准越高越好,没有想到越高导致的是一个管制失灵,我们管得越多的领域是一个越乱的领域,包括食品安全。

第四个问题,标准的机制和其他的社会治理机制之间的结合,很多东西不是标准能够承受的,不是简单定一个高标准,严格执法就能带来我们的安全,可能它需要别的治理机制来承担,比如靠规模经济、靠技术进步等等。国外为什么类似的案例少一些,因为规模经济导致的违法成本很高,尽管大公司也违法,但是不像我们的违法现象,因为零散经营,我们的违法者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管理起来难度很大,再高的标准对这些违法者都是无用的,必须有其他的治理手段。

这就要回到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思考标准如何和其他的社会治理机制形成有效的衔接?那就需要实现一个社会管理创新,就要超越标准,也要超越法治,超越政府监管,在这个大的框架之下再谈论标准问题可能就能更清楚的认识到标准的意义。这就是我对这个文章的评论。谢谢。

3.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后升学保障的地方立法完善研究——以浙江为例

报告人:韩世强(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目前,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后的升学出路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影响教育公平的最大疑难之一。近年来,实践中积极探索了“中职”单一模式和“普高 中职”全纳模式的运行制度。但是,这两种制度模式仍无法让农民工子女的升学权得到全面实现。从既平衡各方面利益关系又顾及农民工子女真实需要的多元价值标准出发,应考虑在充分借鉴吸收“中职”单一模式和“普高 中职”全纳模式各自优势成分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不足内容,最终整合形成相对合理、科学可行的“二路线、三延伸、三配套”制度体系,即农民工子女升学保障的“二三三”制度模式。

一、农民工子女流入地升学的制度取向

目前,我国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后在流入地的升学出路还面临着层层障碍,成为了影响教育公平实现的最大疑难之一。首先,农民工子女九年义务教育后的“中考”渠道仍极不畅通。其次,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的“高考”之路几乎被彻底封锁。总体而言,农民工子女的升学去向前景极为令人堪忧,他们义务教育后的升学权利,由于制度的障碍而遭遇到了种种不公正对待,残酷地压缩了他们融入主流社会的能力增长空间。

如何解决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的升学出路保障问题?从制度实践层面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前将逐步普及高中教育。这一政策取向意味着,向农民工子女开放义务教育后的升学权已是历史必然。在理论探讨层面,各界几乎一致提出,应当赋予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后在流入地升入高中和升入大学的权利,国家和各地方政府需要即刻性供给相关的保障制度。

近年来,不少学者针对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的升学保障制度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普遍认为,应当遵循“从公平对待到差别补偿的价值策略”。首先,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的升学权利应当得到平等关切,政府有责任积极供给相关的制度体系,尤其需要消除因户籍而产生的种种升学不平等,使农民工子女和户籍地儿童享有同等的升学待遇以及公共服务权利。其次,需要确立差别补偿制度,以此来推动农民工子女升学权平等的真正实现。

二、农民工子女流入地升学的制度考察

1、制度的最新进展

近几年,对于农民工子女义教育后的升学出路保障,国内很多省、市都进行了积极的制度探索,并总结出了不少有益经验。其中,以“普高 中职”全纳模式和“中职”单一模式两种典型的制度范式影响最大。

“普高 中职”全纳模式,在新疆、福建、安徽、河南石家庄、江苏无锡等省市率先试行。福建省教育厅2007年正式下发的《普通初级中学学籍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在非户籍所在地学校完成初中学业的学生,需要在流入地继续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可参加当地高中阶段学生招生考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则专门制定了措施,确保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后的农民工子女在新疆参加中考,无论是上普通高中还是中等职业学校,都畅通无阻,没有政策障碍;同样,安徽省从2008年开始,农民工子女也可以在就学地“无门槛”参加中考,包括所有重点实验高中;石家庄市规定流动人口子女享受与本市考生报考高中的同等权利;无锡市也取消了对外籍户口学生的所有报考限制,包括重点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等。

“中职”单一模式,除在上海、天津、浙江等外来人口相对集中的省市得到深度推进外,全国大多数地方也都予以了积极试行。上海市教委2010年2月4日(沪教委职〔2010〕1号)发布的《2010年上海市职业教育工作要点》明确规定:“继续完善上海招收在沪农民工同住子女就读中职学校的招生办法,扩大招生计划,加强招生政策宣传力度。研究在沪农民工同住子女中职教育后的继续教育问题,研究建立中职教育后的升学制度,实现与上海社会经济需求同步协调发展。”与上海市大致相同,浙江省、天津市也较好地探索了向农民工子女开放中职业教育的实践模式。

2、制度的运行评价

对于“中职”模式而言,由于招生不受户籍限制,教育目标主要以增强就业能力为主,非常符合农民工子女的既有条件及客观需要。因而,将“中职”模式作为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后升学保障的主渠道应该没有多大问题。然而,农民工子女就读中职学校一律不准迁入户口,不能就读“3 2”高职班,中职学校毕业后不能就地参加高考升学,等等。意味着,中职教育几乎成了农民工子女的“断头教育”,他们中有相当部分人欲继续完成高等教育的愿望,则受到了极大抑制。藉此,要发挥“中职”模式对农民工子女升学权平等实现的最大化保障功能,还必须对现行的中职教育制度有所创新。

对于“普高 中职”全纳模式而言,尽管最大限度地践行了教育公平理念,充分蕴涵了内在的“人性化”制度价值。但是,我国现行的“户籍地标准”高考升学制度,无疑会使这种模式面临“开花无果”的困境。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就读普通高中后,不能就地参加高考及升学,还需要缴纳数额不小的借读费,对于部分贫困农民工子女家庭而言,明显是雪上加霜。所以,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普通高中教育,必须有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持,特别是特殊的户籍管理政策和经济补助政策。只有在通盘考虑“普高 户籍 经费”一条龙战略的基础上,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普通高中教育才具有实际意义。

三、农民工子女流入地升学的制度完善

1、制度模式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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